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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不出的经济周期
这几年全球经济疲弱，“经济周期”四个字就经常被人提起，因为很多人完整经历过了从更早几年的繁荣到逐渐入冬，就会思考这里面的冷暖变化，对周期的感受就会更强烈。
但经济周期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像人的命运一样，很多时候看不清，甚至被相当多的人忽略。
比如煤老板的成功，个人如何长袖善舞都不是本质因素，背后是天时给的机会，按照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来看这是大宗商品的牛市，就会给煤老板人生发财的机会。
可以说，周期无处不在。行业的发展要看周期，中国这些年主导产业从纺织业、基建、电气、重化工、耐用消费品演化到信息产业，背后都受到产业周期的推动和约束，一般一个产业持续兴盛时间都超不过20年。
公司发展要看周期，大成和大毁都取决于周期，那些顶级企业之所以是顶级，就是因为他们不只是在行业里竞争，还会把周期当成最大敌人，具有逆周期生长的能力，比如微软、IBM、华为。
个人致富更是靠周期，经常研究周期的人会告诉你，你的人生从步入成年到七老八十其实就是一次康波周期（50多年），你总会经历经济上升、繁荣、衰退、萧条，理论上有三次大的机会，只要抓住一次，就可能步入中产阶级。如果一次都没抓住，就没什么财富。
中国研究康波周期最深的人，已故“周期天王”周金涛甚至有一句名言：“人生发财靠康波”。
即便你像我一样，看了很多关于周期的资料，依然对发财这件事没有半点头绪，也该去了解一下周期。
因为我们都不是孤立的个体，始终在社会大系统中运行，很多机会和失意其实也是社会大系统带来的，掌握了其中的运行规律，无论是牛逼还是苦逼，都能对自我有更清晰的认识，不会飘得太高和坠落得太深。
现实世界中，顶级企业、顶级成功人士以及财富迅速增长的普通人，往往都是借助了周期的力量。
著名产品人梁宁把企业分为四种类型：草莽企业、腰部企业、头部企业和顶级企业。
腰部企业是中国商业里的中坚力量，占领了行业里一个生态位，有比较稳定的资源。
再往上就是行业头部，提起一个行业首先让人想到的，做到头部独角兽的概率很低，头部企业一般是靠终结一场战争登顶，像“千团大战”，上千家团购公司都消失了，美团最终杀出风口。
而极其稀缺的就是顶级企业，顶级企业除了面对其他企业都要考虑的问题，还有周期这个最大敌人。
我们熟悉的像阿里、腾讯、隆基绿能、比亚迪、华为、微软、IBM等，都跨越过好几个周期，在登上制高点后主动思考下一个5年甚至10年，持续进化。
这些公司跟十年、几十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与之相比，绝大多数企业其实都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基本还是围绕很久以前的核心决定做一些优化运营级别的变化。
华为成立36年来从最初的通信设备制造商发展成涵盖ICT基础设施、数字能源、云计算、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和手机、电脑等终端业务，看似跨度广，其实都是在最重要的信息枢纽上重仓屯兵。
华为的竞争对手也从阿尔卡特、朗讯、北电、CISCO、诺基亚到三星、苹果，其中很多称霸一时的企业就是没有跨越过周期而衰颓。
有一本书叫《异类》，里面统计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富有的75人的名单，里面既有历史上的一些国王、法老，也有巴菲特、比尔·盖茨这样的当代亿万富翁，结果发现有20%都出生在1831-1840年的美国。
这样的集中度已经相当高了，搜集整个人类历史上边边角角的拥有巨额财富的人，竟然2成来自同一国家的同一代人！
那个年代能大量造富，而且是人类顶级富豪，是因为那代人到了富有创造力的壮年时期，正好美国南北战争刚打完，旧秩序被彻底摧毁，新秩序就在眼前。
世界历史写到这一页的时候常常说：19世纪晚期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其工业中心由英国向美国和德国转移，70年代起，美国已经成为当时机器工业发展的世界中心之一。
借助这样的大牛周期，洛克菲勒、卡内基、J.P.摩根那批人就集体冒出来了。
如果早出生很多年，年龄就偏大了，思维模式还处在南北战争之前。太晚了就太年轻，无法把握住时代的大好机遇，所以恰好是那10年间出生的那批人。
这样的“群星闪耀”时刻还有很多。像美国造富的第二个高峰年代，就是上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乔布斯、比尔·盖茨、比尔·乔伊、迈克尔·戴尔、拉里·佩奇等也是在年富力强的时期幸运赶上了信息革命的上升周期。
中国也有过三波造富浪潮，无数普通人迅速积累了财富。第一次是利用新旧体制的信息差造富，80年代末出现了很多“倒爷”，这次造富的巅峰是牟其中从俄罗斯倒来一架图154飞机，转手卖给了四川航空，自称赚了至少8000万，就是他掌握了信息差。
第二次造富是“下海”，需要胆量，也需要信息差。乡镇企业兴办、股市开启、发展外贸等都埋藏着巨大机会，像《繁花》中的阿宝，左手抓外贸，右手搞股票。
第三波浪潮就是各大产业处于上升、繁荣周期时出现的产业造富。像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后制造业的崛起，房地产的崛起，互联网的普及等。
可以说，每次产业周期、政策周期、市场周期、信贷周期等都如同潮涨潮落，站在潮头的企业和个人引领了行业、积累了巨额财富。
但除了少数幸运者，周期给更多人带来是一种失落感，甚至大量企业倒在周期变换中，有人在周期下行中损失惨重。当我们回望过去，会发现所有周期都是清晰无比的，但站在遥远的某个点看过往，发出的感叹几乎都会是“要是那时候我……就好了！”
经济周期是指经济运行中所呈现出的经济扩张与经济收缩交替更迭的一种现象，倘若经济收缩过于剧烈，则可能表现为经济的“萧条”甚至于“危机”。
应该说，经济周期是伴随着经济增长产生的。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经济实现大幅度增长也只是在工业革命后的近300年时间里，其他漫长的时间里普通人的生活水平相差并不大，需要不断与贫困、饥饿抗争。
以前虽然一国经济也会因瘟疫、战争等倒退，但并不规律，而经济周期普遍且规律地存在于现代经济之中。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几百年来，各派经济学家对其做了各种解释，但至今人们仍远未达成共识。
综合来看，对经济周期进行解释的经济学家，大致分为两派：内在缺陷派与外部干预派。
内在缺陷派认为，经济周期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固有特征，它的出现是源于自由市场经济所具有的某种内在缺陷。对此，人们也常常称之为“市场失灵”。
内在缺陷派的代表人物就是我们熟知的马克思、凯恩斯，区别在于前者认为经济繁荣后再出现危机是由于“生产过剩”，而后者认为是“需求不足”。
他们提出的解决思路分别就是计划经济和政府出手干预市场，“熨平”经济周期。
与内在缺陷派相对立的是，外部干预派则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本身并不会产生普遍性的“繁荣—衰退”经济周期，市场经济在现实条件下之所以会出现经济周期，是因为其受到政府等的外部干预，比如中央银行主导下的银行信用扩张。
他们的主张就是不干预市场经济，遵行“自由放任”原则。如果没有信用扩张，那么也就不会出现经济周期中“虚假的繁荣”，从而不会有后面的经济衰退危机。
但从实践角度看，即使西方国家在被称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期，其政策虽有着自由放任的趋势，但上述原则也并没有得以严格贯彻。
比较符合经验观察和被较广泛接受的是约瑟夫·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熊彼特是奥地利人，师从奥地利学派，但其经济学思想却独具一格，并不被归入奥地利学派。
熊彼特认为，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是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即创新。
但熊彼特的“创新”不只是发明创造，而是把一种从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包括5种情况：
当企业家成批出现时，他们会竞相推出新产品和新生产方法，从而导致经济繁荣。
然而，“创新风暴”的出现和竞争的加剧，也会使商品价格趋于下跌，企业的盈利机会减少。
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当商业周期从景气循环到谷底时，也是某些企业家被淘汰出局而另一些企业家必须要“创新”以求生存的时候。新的企业家重新开始“创新”，会使景气提升、生产效率提高。
而我们熟知的经济周期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也是由熊彼特提出来的。
在繁荣阶段，创新所引起信贷扩张和对生产资料需求的扩张，促成了新工厂、新设备的增多，也增加了社会对消费品的需求，社会存在大量投资机会和投机活动。于是出现过度繁荣，很多投资机会和信贷扩张已经与创新无关了，仅仅是在为一般企业和投机提供资金。
在衰退阶段，繁荣了一段之后，市场上充满了新产品，物价下跌，繁荣终止，此时企业家既有偿还其债务的能力，又乐于偿还其债务，新创造的购买力由此消失，引起经济衰退。
在萧条阶段，创新促使经济高涨的推动力消逝，不仅投机活动消失，许多正常活动也受到破坏。
在复苏阶段，在极低利率的刺激下，会出现进行新投资活动，企业重新着手生产，雇佣人数也增加，达到新的均衡水平。如果从“复苏”走向“繁荣”，就又得需要一批企业家发起“创新风暴”。
观察现实中的商业活动，都能跟四阶段有所映衬，比如前几年经济繁荣时期，投资火热，很多“新消费”品牌其实纯粹就是资本的产物，没有多少创新因素在里面。而经过一段时期的繁荣之后，市场上存在大量通知产品，各行业价格战打得火热。
熊彼特认为，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原动力是创新，但创新有大有小。比如蒸汽机、互联网的诞生跟电动牙刷、扫地机器人的出现都是创新，但产生的影响却有天壤之别。所以，不同的创新引起的涟漪长短是不同的，也就是形成了不同长短的周期。
他从前人的研究中挑选了长、中、短三个代表性的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50多年）、朱格拉周期（9-10年）、基钦周期（40个月）。
三种周期中的任何一种都与一定的“创新”活动相联系。比如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种长周期，对应的就是产业的重大创新。
比如雅各布·范杜因《创新随时间的波动》中描述的各次重大创新，从繁荣开启到完成一个周期基本就是50-60年，符合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每一个长周期中有6个中周期和18个短周期，而现代经济增长正是在经济周期的循环往复中实现的。
在这种由企业家群体创新所推动的商业周期循环往复的过程中，现代经济增长是沿着“创造性地破坏”这一路径演进，毁灭过去的工业和消费模式，转向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既然如上，经济周期有规律可循，为什么绝大多数企业还是死于周期切换，那么多个人因周期下行遭受惨重损失？换言之，我们为什么不能从周期中得到教训？
原因在于，经济周期本质上还是人性的反映。换个角度来看，繁荣的高峰到萧条的低谷，其实也是贪婪到恐惧、乐观到悲观、风险忍受到风险规避、信任到怀疑、相信未来价值到只要现在的价值、急于购买到恐慌卖出。
一旦加入了人的心理因素，清晰明了的框架下就会有一股潜藏的力量，即便框架都相似，但每次波动的细节却大为不同，“历史不会重演细节，过程却会重复相似”。
一方面，人们虽然总是犯同样的错误，但每次都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部门犯下不同程度的错误。
另一方面，每一代人都只能从自身的经验中获益。人们会从他自身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在随后的经济周期中也不会再重复犯同样的错误。然而，不是每一个经历过上次经济周期的人都会等到下一次经济周期的到来。
美国管理学家詹姆斯·柯林斯曾在上世纪90年代写了大名鼎鼎的管理类著作《基业长青》，书中列举了18家作者认为是高瞻远瞩的基业长青企业。但30年后我们再来看，里面其实很多企业已经不长青了，比如摩托罗拉、美国运通、惠普、IBM等。
企业其实很脆弱，曾有一份数据说，中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仅3.7年，美国与日本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分别为10年、12.5年，虽然不知道确切程度有几分，但经验来看，似乎差不了太多。
3.7年的寿命也就是一个短短的基钦周期，十来年寿命也就是一个朱格拉周期，累积到的关于经济周期的切肤记忆随着企业的衰亡而湮灭，进入不到下一轮，何谈从中得到教训后再改进。
对于人来说，投资和选择中的一次张狂或者判断失误也足以元气大伤，知道其他人曾经经历磨难和痛苦会有一些帮助，但是没有任何比亲身体验的金融所带来的苦难经历更能使投资者信奉保守的投资信条。
所以很多出名的投资人，比如巴菲特、芒格、瑞·达利欧、卡尔·伊坎年龄都很大，他们亲身经历过各种经济周期，对其理解远不是刚从业的投资人能比的。
可以说，投资人、企业管理者、市场活动参与者记不住过去的事，会就无法识别周期模式一再发生的特征，从而让无法让历史一再上演。
对于企业来说，研究曾经的经济周期只能看出曾经发生了什么，却无法说出未来会如何发展，其实对企业经营管理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认为，既然如此，企业管理者需要的是能够不受制于经济周期，让企业自由思考与规划的工具。
比如借着分析过去的经验，找出预期可能碰到的最坏可能或最可能碰到的严重挫败，并据以检验目前的经营决策。
如此一来，企业的决策就不必受制于对经济周期的臆测。这个方法无法告诉我们决策是对是错，但却能显示其中所牵涉的最大和最小周期性风险，因此在评估企业必要的最低利润时，这是最重要的预测工具。
这其实就是“最坏打算法”，比如任正非多次强调“华为冬天的来临”“把寒气传递给每个人”。
“红军”代表着现行的战略发展，“蓝军”代表主要竞争对手或创新型模式，来专门研究如何干掉“红军”，也就是干掉今天的自己。
2008年，华为准备卖掉终端业务。此时，“蓝军”拿出了一个报告，结论只有一条：未来的电信行业将是“端-管-云”三位一体，端就是手机，终端决定需求，放弃终端就是放弃华为的未来。
其次就是根据可能对未来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来制定决策。把考虑的重心放在过去已经发生且不具经济意义的事件上，而不去预测未来；试图找出影响经济环境的基本因素，而不去猜测未来的经济环境。
第三个就是趋势分析。第二条分析探究的是未来的事件“为什么”会发生，趋势分析问的问题则是“有多大的可能”和会“多快”发生。
“趋势曲线年的“真实曲线”。所以，趋势分析就是要找出关于企业发展的特有趋势，借着趋势，企业在制定长期决策时，不需要太在意短期的经济周期。
因为能带领企业穿越周期的企业家是最稀缺的资源，企业家的一大任务就是化解不确定性——运用意志、创新、体验、情感等，包括对事物本质的认知和战略，来给大家提供“无中生有”或者“有中生新”的产品，比如乔布斯用苹果开创智能手机时代。
企业家化解不确定性，创造了产品、利润和公司的架构，打工人在这里工作，拿到确定性的回报，就是薪酬。
对于个人来说，美林投资时钟等投资方法提供了经济周期各阶段的投资配置策略，很多投资大咖的经典书籍也描述了在各个经济周期做投资的经验，在此不做误导。
但获得知识容易，磨炼心态最难。我们需要对经济周期保持应有的关注和敬畏，因为我们都不是孤立的个体，始终在社会大系统中运行，很多机会和失意其实也是社会大系统带来的，掌握了其中的运行规律，无论是牛逼还是苦逼，都能对自我有更清晰的认识，不会飘得太高和坠落得太深。
